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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特玛托夫的白云  

2008-06-24 04:36: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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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特玛托夫的白云

 

                                                                                                            徐 江

 

吉尔吉斯文豪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去世的消息,我是迟了近一周才在中文网络上看到的。那时有些纸媒体的介绍文章已然出来,我发现有些文字段落竟是直接取自二十多年前他小说中译本的“出版说明”(彼时苏联还在,中苏关系也还相对处于敏感状态),不禁生出一点唏嘘。

是啊,要真回到二十年前,那个年代的媒体记者,是绝对不会“勇敢”到去把书上的话充数用到报道中去的(被读者或领导发现,这可是涉及职业操守的大事);再有那时有关艾特玛托夫的动态,在中文媒体上是要比现在更显赫的,其地位大约会接近今天的帕慕克和十年前的米兰·昆德拉。在得到艾氏去世消息的当天,我在每天必去的“葵—文学·文化论坛”转贴消息时交待过这么一句:艾是“我早年的文学偶像之一”。然而,今天的人们有多少人了解艾特玛托夫,又有多少人了解《白轮船》以外他的小说?所以说,时间真是一位伟大的魔术师。即便再不朽的艺术家,也照样要辗转在它的掌股之间。

我把书柜里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找出来(这是我作为书虫多年形成的一个习惯,每有与某个作者有关的大事发生,我总会把该人的作品找出来,重新摩挲、翻读),哦,这是“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版的《艾特玛托夫小说选》;这是“当代外国文学丛书”里《艾特玛托夫小说集》,全套是上中下三册,却经常被读者误以外只有上下两册;这是《一日长于百年》;这是《成吉思汗的白云》(被收录在一本名叫《在那时》的国外中篇小说选里);这是他早年的短篇《情敌》(收在“‘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俄苏卷”里);本来还有《断头台》,可惜找不到了,也许是被谁借走忘了还回来,或者是在多次搬家中,被塞错了地方……想想也是,一个像我这样的资深粉丝都会把他的作品弄丢,干嘛还要怪人家那些“非粉”的遗忘。

作为最后一位在前苏联时代成就自己“完成式”的文豪,1990年以后的艾特玛托夫,已很少以“作家”的身份出现在汉语里。再也没有译者和出版社来主动为我们奉献他后期的力作《雪地圣母》和《卡桑德拉印记》,我们只能从国际资讯中知道他做了大使,从“苏联文豪”变换国籍,成为“吉尔吉斯文豪”,仅此而已。国家不幸诗家幸,这话有时也要反着想。一个帝国的沦落,有时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暂时的动荡,也会带来其它国度文化、艺术研究者们对那片土地曾特有过的、文明之花的“势利眼”似的“淡忘”。艾特玛托夫和他同时代的前苏联作家的作品,比如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列兹热尼约夫(也许包括更早些的特罗耶波利斯基)等,显然是这一社会骤变在文化上连锁反应的受“惠”者。

“如果苏联晚些年解体,也许艾特玛托夫早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可能是一些稍微内行点的人对作家艾特玛托夫国际声望沉浮的一个评价。当然,相应地,这种假设也带来了另外一种误解——“艾特玛托夫是苏联文学后期的代言人”。从纯粹地、对人灵魂的提升作用来说,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当然可以代言前苏联后期文学。可问题是,他的文字只能代言那个时期苏联文学中高级的部分,而尽可能地略去了一些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或文字方面的杂质。从这个角度讲:时时不忘紧跟社会变迁主潮的叶甫图申柯和邦达列夫,才是苏联后期文学的合格代表。

在后来者,尤其是今天中国的读者看来,艾特玛托夫小说的难以定位,在于他处于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与叶甫图申柯的中间地带。从《查密莉娅》开始,一直到我们所能见到的相对晚近的《成吉思汗的白云》,他的小说始终具有强烈的诗性。这大概和《日瓦戈医生》、《浆果处处》都有着某种“泛俄罗斯”文学传统上的相通。艾氏的大部分小说从来都是善恶分明,道义感和人道气息强烈(后期还加进了一定程度的宗教元素),这也是他和枯燥的索尔仁尼琴,有了某种追求上的契合。当然,能成为苏维埃文学序列的宠儿,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以及对社会相对温和的批判气质,可能帮了艾氏不少忙。但,温和的批判也是批判,它首先是作家依据性情对风格的选择,决不等同于逢迎和驯服。

事实上,从《断头台》开始,艾特玛托夫在小说中已开始将其以往的单线悲观意识(针对具体现实),发展成为一种复调的悲观意识(对具体现实、铺泛现实、历史以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前途),对现实中不幸的书写更加惨烈,但我认为效果并不太好。本来艾特玛托夫早期到中期的绝大多数小说,对读者都有一种催人泪下后的“掩卷升华”效应。不客气地说,这一创作时段下的艾特玛托夫,单凭其《查密莉娅》、《白轮船》、《别了,古力萨雷》、《花狗崖》等中篇经典,已足以立足于雨果以来“人类最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之列。可从《一日长于百年》、《断头台》这两部长篇开始,因为过于追求叙事的宏大,艾氏的小说雕琢气开始增加,天然的一面大大降低。而伴随这日渐滋长的晦涩,是后期越来越人为化的宗教和传说元素的加入,艾式小说从厚度上看,越来越大师气十足,实际上,却已经从一位真正的“大师”沦落成了“巨匠”。

这样一种转变,有写作本身的规律,也有作家对自身所处文明的误判原因。首先,任何一个有才华、有追求的艺术家,当其进入中年之后,很自然地不会满足于在重复原先的创作轨迹,他往往会去拓展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和领地,并不由自主地陷入对某种更驳杂、更深邃美学风格的探索。其次,苏联作为人类文明在当时世界特殊且突出的一极,其国民难免会具有强烈的大国意识,表现在文艺上就是,一部分文艺精英,难免会把自己置于人类文明某种前沿地带的代表,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艾氏的《一日长于百年》及其后几部长篇也好,更早的如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索拉里斯》(《飞向太空》)、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渔王》、稍后的叶甫图申科的小说《浆果处处》也好,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代言”迹象。而凡有“代言”意识的作品,通常会因为意识中高蹈的一面,陷入到某种虚无。可通常说来,一个在所处社会环境里得到过“精英”地位确认的重量级艺术家,再想让他固守那早年素朴的原点,去进行自我风格升华,是太难了。这种考验,不仅仅是艾特玛托夫和苏联艺术家们所很难跨越的,也是任何其它社会形态的有为艺术家们,在功成名就后所必然面临的诱惑。

艾氏晚期的小说增容了宗教和传说因素,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一方面,俄语文学有着悠久的东正教来源;另一方面,1991年以后社会的剧变、作家国籍的转变……都难免会对艾特玛托夫原来的信仰和秩序感,产生剧烈的冲击。与此同时,他对人类道义现状与历史的关注仍在继续;他的社会身份也在进一步上升,而伴随这种上升的还有他对人类文明视野的拓展,几方面复杂的因素叠加起来,自然也就会使他的小说更具某种文化感,思辨色彩也更浓。作为读者,我们无法妄言艾特玛托夫的这种选择对错,但至少在阅读上讲,“令人不快”的色彩显然是增加了。而这跟在全球渐渐铺展开来的电脑时代、多媒体时代、娱乐时代,市场对文学作品中简单、易懂、宣泄、嘲解等品质的强调,又显得是多么的南辕北辙!不过,在王蒙都知道向媒体表扬一下郭敬明、陈丹青都忙着代表电视台向韩寒示好的年代,老艾特玛托夫这位文明和道义的思考者,被媒体称作“文学神父”,又算什么意外呢。

但我不太认为艾氏作品中某些迷人的品质和执著,伴随着大师去世就这么轻易地消散无迹。云彩只是飘走了而已。或许过不了多久,它又会幻化成另外一副面孔(好的艺术总是这样,不停地涌现它的“转世灵童”),重新飘回到文学的天空。而且说不定——还会更加素朴,剔掉贪大的高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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